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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工作者的使命

发表日期:2011-12-27 点击次数:

 

                                     ——在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这块经济上并不富裕的土地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像肖家驹(念一)、薛良(郭可诹)——侗族大歌的发现者,以及于1958年正式出版的民族音乐经典文献《侗族大歌》的参与者龙廷恩(北斗)、毛家乐(加珞)、钱明正(钱漪),还有后来于1961年正式出版的《侗族民歌》(可视为《侗族大歌》的续篇)的参与者雅文、李道哲、杜玺、郑寒枫(因历史的原因,当时未署名)王车以及笔者本人。省歌舞团以冀州团长为代表的音乐家们以及省艺术馆王平波、肖自平,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宋树秀、陈天乐、杨方刚、古宗智教授,黔南州歌舞团的曹玉枫、江帆,黔东南州歌舞团的张冲、余富文等,从事着对贵州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在花灯音乐的收集、整理、内部出版资料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民族音乐工作者有潘名挥、张秉熊、陈志伦等。
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由于“集成·志书”工作的开展,大批的仁人志士投身到民族音乐工作者这支不断发展、壮大的队伍中来。而其中最为显眼、最为活跃的便是贵州音乐界的领导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主编冀州,我们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一、二任会长古宗智、三任会长殷干清、四任会长杨方刚为代表的研究会的领导者们,以及出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的张中笑,出任该学会常务理事、理事的李继昌、胡家勋、石应宽、王承祖、张人卓、邓光华、刘一丁等老师,他们被学术界戏称为贵州的八大诸候;还有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会第一届年会在贵阳召开牵线搭桥的李惟白先生以及安顺的蒲明洲、潘璧增,遵义的周培兰等先生。
这其中许多老前辈已离我们而去,他们弘扬贵州民族音乐文化的遗愿将由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去继续完成。
为了弘扬他们为贵州民族音乐文化的发掘所做的开拓性、奠基性的伟大功绩,我提议全体起立,向他们默哀,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与怀念。
这次年会有两个重大议题:
一是讨论“后《集粹》时代”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任务;
二是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的换届。
我们省老一辈民族音乐学家于20101月出版了他们最后一项重大的、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系列丛书(下简称《集粹》)。这是他们科学人生的收官之作。从此以后他们将彻底的退出第一线,淡出历史舞台。贵州的民族音乐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后《集粹》时代”。在老一辈民族音乐学家取得辉煌成果的基础上,“后《集粹》时代”贵州民族音乐研究的任务是什么?走向是什么?这将是本届年会的中心议题。
本届年会还将通过协商产生第五届“理事会”,完成第四届向第五届的交班,新的“理事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的同志要接过重任,带领全省民族音乐学界走上崭新的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年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行政上的交班就是政权的转移,我们这里讲的交班,却是一种远离权政,远离金钱的可贵的奉献精神的传承。
从事民族音乐事业的人,一生讲就是奉献,奉献出全部的才智,乃至生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归宿。
作为研究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常务副会长的我,辅佐了一、二、三、四任会长的工作,在他们均已仙逝的今天,我怀着对他们崇敬,同时又沉重和极为复杂的心情,把他们以及上面所提到的老师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归纳成下面的话,权作交班于后来者的寄语。
今天我讲三个字:亲、苦、甜。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感悟到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一生就是这亲、苦、甜三个字。
亲。研究会副会长、在读博士生张应华对我说:“张老师,我觉得你心中装着研究会,有着父母爱子女一样的深情”。这话不假,但不是本质,我对“研究会”的爱,其实质就是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爱。对民族音乐文化我怀着一种亲情。因此,对支持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领导我感到亲,亲如长辈。对从事民族音乐文化工作的同辈人,我感到亲,亲如兄弟姐妹。对已经或即将投身到这神圣事业的后辈人我也感到亲,亲如子女,事业的未来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苦。从事民族音乐文化的人都有“苦”,这其中有辛苦、清苦、愁苦、甘苦。
搞这事业的条件很艰苦,工作很辛苦。
搞这个事业,没什么经济效益,有时自己贴钱也要去搞,这叫清苦。
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文化,选择一个课题,完成一项任务都有许多业务上犯愁的事,常常发愁,去寻求解决的办法……这叫愁苦。
在对已获资料或者已确定的课题进行梳理、思辨,这个过程还会使你通宵不眠,可是每当你的思维前进一步,你就会有一种喜悦,心中增加一份甘甜,这种折磨,就叫做甘苦,一种带甜味的苦。
最后,我着重讲讲这个“甜”。这里的甜,就是指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的完成,那就是丰收的喜悦,真是苦尽甘来,甜甜蜜蜜。
回顾“研究会”成立24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这个“甜”,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寄语来者。
一、记住历史
1、放眼全国,1980年南京的第一届全国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后的情况简述。
2、着眼贵州——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的成立。简述从事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贵州学者走过了艰辛之路,终于造就了一支可观的研究队伍,形势喜人。(详见拙文《民族音乐学与贵州》,刊《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62期)。
二、文化自信
1、文化的价值,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而今已成为一个品牌的“多彩贵州”,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多彩。
2、文化价值相对论(以刊发于《中国音乐学》19963期上的拙文《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思绪录》为例,说明贵州任何一个民族中的传统音乐文化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同样的价值)。
3、我省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大省,是英雄有用武之地。
4、我省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
11990年包头会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换届,我省14人进理事会(仅比人才密集的北京少两名),一个任副会长(全国地方副会长仅三位)。
21984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会第一届年会在贵阳召开,200多位中外学者出席,是学会历届年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年会,8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说:“回想起84年贵州的会议开得很好,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祥地之一”。
32010年,《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出版后,诸多新闻媒体都做了报道,《中国音乐》2010年第四期发表了十篇评论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打来电话非常兴奋地说“贵州第一、贵州第一”。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地区相比,与许多省份的老大哥相比,我们在学科理论、方法论等诸多理论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差距。
三、文化自觉
民族音乐研究基本上不是任何行政部门布置的硬任务,每个项目、每个课题的完成都是当事人自觉提出、自觉完成的;说得客观一点,就是在当事人所在单位、部门的领导的支持以及同事、朋友的帮助下,主要靠当事人的努力、奋斗完成的。
我省主要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方向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就是这样。在研究方向上是呈现出了有自然分工,也有必然合作的贵州特色。
1、自然分工
1)、以地域民族而论
凯里的王承祖教授主要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音乐。
都匀的李继昌教授主要研究布依族、水族传统音乐,撰写了《布依族音乐史》、《水族音乐史》。
来自黔东南天柱县的侗人张中笑主要研究侗族、布依族、水族传统音乐及学科建设理论。
毕节的胡家勋教授主要研究黔西北彝、苗族传统音乐,撰写了《彝族音乐史》。
毕节的石应宽教授,主要研究黔西北苗族传统音乐及音乐史学,出版了多部《民族音乐研究文集》。
来自铜仁的邓光华教授主要研究土家族传统音乐、傩音乐文化,出版了《思南傩坛戏概观》和《傩与艺术、宗教》。
兴义的刘一丁教授主要研究黔西南布依族、苗族传统音乐,出版了《布依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八音·布依戏》。
六盘水的张人卓教授主要研究仡佬族、六盘水的苗、布依族传统音乐,撰写了《仡佬族音乐史》。
贵阳市的王立志教授主要研究贵阳地区的布依族、苗族传统音乐。
榕江的张勇研究员主要研究南部方言区侗族传统音乐,撰写了《侗族音乐史》,又出版了《侗族艺苑拾粹》。
凯里的龙廷才教授主要研究北部方言区侗族传统音乐。
2)、以乐种、专题而论
杨方刚、杨昌树教授主要研究以苗族芦笙音乐为主的芦笙音乐文化。
宋运超教授主要研究戏曲音乐,撰写了《苗族音乐史》,出版了《戏曲乐谭》、《祭祀戏剧述志》。
舒宝琴研究员主要研究苗族直箫音乐的一代宗师王连兴的直箫音乐文化。
还有郑寒枫的《贵州侗族音乐》、罗廷华的《贵州芦笙文化研究》等等,上述提到的各族音乐史都收进了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编辑(冯光钰、袁炳昌主编,赵毅执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音乐史,价值无限,意义重大。
此外,胡家勋的《古彝文文献中的乐、舞史料钩沉》、《苗族芦笙文化丛》和李继昌的《布依族情歌的传统形态及其与民族婚姻的渊源关系》被译成英文,发表于美国的《音乐中国》杂志上。
这些老民族音乐学家还有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发表,从略。
2、必然合作——集体性成果
田联韬教授撰文(见《中国音乐》2010年四期71页)说:“贵州省的民族音乐学家多年来已形成一个团结、和谐的学术群体,他们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多年来已经先后完成多项集体性的民族音乐学学术成果,此次他们又完成了一项规模更为宏大,覆盖更为全面,考察研究更为深入的集体性成果,开创了我国以省区为单位全面编撰、出版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著的先例。”“他们的写作意向与实践也是对我国音乐学术界十分有益的启示。”
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先后在《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年鉴》上开辟了由本省众多民族音乐学家撰文的“贵州民族音乐”专栏,并与《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共同编辑出版了“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专号——《中国音乐学》97年度增刊。向外界社会宣传,介绍贵州的民族音乐及其研究成果。
张中笑、罗廷华主编、省内多位民族音乐学家撰写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一书于1989年问世,《音乐研究》发表署名文章称“该书堪称打开贵州民族音乐文化宝藏的一把钥匙”。97年再版。
研究会编(古宗智、陈志伦主编)的《贵州民族音乐文选》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向国庆四十周年献礼。同年还出版了《贵州民族音乐文集》(邓正良、古宗智主编)。
1999年由古宗智主编,杨方刚执行主编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出版的最后一部民族音乐文集,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张中笑、杨方刚主编的《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2003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国内外学者研究“侗族大歌”的经典文献集。
张中笑、王立志、杨方刚主编的《贵州民间音乐概论》作为一个省级科研成果,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范教材”,这在国内尚无先例。
杨方刚主编、张中笑、张应华副主编的《本土乐话——贵州大学音乐家论坛》,2008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贵州大学音乐家群建国以来对贵州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汇集,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
201012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杨方刚、张中笑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祭祀仪式音乐研究》,拓宽了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领域。
最后着重谈一下,由贵州音乐家协会编,张中笑主编、杨方刚副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系列丛书。该丛书包括七本专著:苗族篇《千岭歌飞》(王承祖编箸)、布依族篇《好花正红》(李继昌编著)、侗族篇《侗乡音画》(张中笑编著)、土家族篇《武陵土风》(高应智编著)、彝族篇《乌蒙古韵》(胡家勋编著)、仡佬族和水族篇《山奇水秀》(张人卓、李继昌编著)、芦笙篇《芦笙乐谭》(杨方刚编著)。这些著作的前六篇是对长期生活在贵州的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族等世居少数民族丰富多彩音乐的总结,回顾了这些民族音乐发展的历程,充分揭示了这些民族音乐的文化特质,而芦笙篇则是对广泛流传于苗、侗、水、瑶等族人的民间芦笙的综合研究,这套丛书可视为现代视野中的贵州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谌贻琴说:“该书是对多彩贵州的理性认知”,并以此为题,为该书写了“总序”,指出:该丛书:a、“体现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又一重大推进。”b、“体现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工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c、“体现了贵州人对‘多彩贵州’的深层思索和理性认知。”最后说:“正是凭借着作者们深厚的艺术功底,严谨的工作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我们看到了一套为‘多彩贵州’添彩的丛书,一套为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树碑立传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丛书,一套展示了贵州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丛书,我想,这样一套‘音画’丛书,一定会为宣传贵州、建设贵州发挥积极作用并永载史册。”
谌部长的“三个体现”和“三个一套”是对本丛书价值和作者们的肯定与褒奖。
《中国音乐》2010年第四期集中发表了十篇由我国资深、著名的学者写的评论文章。他们是:《现代视野中的贵州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冯光钰)、《芦笙是什么?》——评杨方刚的《芦笙乐谭》(田联韬)、《一套必将载入史册的音乐文化丛书》(赵毅)、《对“多彩贵州”的深层思索和理性认知》(谌贻琴)、《贵州民族音乐的文化探索》(何光渝)、《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解读的新尝试》(龚妮丽)、《坚守的责任与崇高》(段丽娜)、《积跬步至千里总揽侗族歌乐》——《侗乡音画》读后(李延红)、《多元文化中的音乐 音乐中的多元文化》(王俊)、《山歌抒怀布依情》——评李继昌的《好花正红》(孙婕)。
以上评论文章一致认为,该丛书立意新、视角新、写法新,“他们提出的学术性、趣味性、可读性的写作原则,力求使音乐学术著作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种意向与实践,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十分有益的启示”。“一套必将载入史册的音乐文化丛书”。
四、标新立异
我历来主张,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要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就是创新。我们将民族标志性的音调命名为‘族性歌腔’,将布依族大、小歌由doremi、升fa四个音构成、并以do为终结音的调试命名为‘三全音宫调试’,将由八个音以上且多变音的芦笙曲、歌曲的调试命名为‘五声性XX调试’,将由歌声与器乐声同体构成多声关系的艺术品种命名为“歌乐”等等。这些根据贵州民族传统音乐的实际,提出了与西洋音乐理论和中国汉族音乐理论皆不同的创新理论,都已被国内学术界所引用或变化引用。现在着重来谈一下“歌乐”。
歌乐的定义:它既不是人们熟知的歌曲加伴奏,更不是纯器乐曲。而是一种歌、乐互动,歌、乐相融的多声音乐艺术形式。
我曾撰文《歌乐——民族音乐学分类中的新成员》刊发于《中央音乐学院》2006年第三期上,第五部分“意义”中写道:
“这里,我想引用2002916日至18日,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的初审会上,总编审们针对“歌乐”的讲话,来证明在民族音乐学的分类研究领域中提出“歌乐”类别的意义。
916日上午,在听取了《贵州卷》主编杨方刚、常务副主编张中笑的口头汇报后,总编辑部副主编、袁静芳教授说:“看了《贵州卷》我很兴奋,他们的卷本很大的特点是提出了很多新东西,每一种提法都是有理论依据,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歌乐’,它是一个崭新的分类,这个分类如果可以确立,是会产生很多影响的,影响到民族音乐学的分类”。
“在18日总结会上,袁教授强调,在此次审稿会的《纪要》里写三条意思……第二条是“《贵州卷》有创造性,突出地表现在‘歌乐’类的提出,编审专家们也认定了。”而后她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在文字上、界定上下功夫。谱例也很重要,要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特约编审田联韬教授讲:看了《贵州卷》我非常高兴。从分类可以看出来,贵州的几位专家是下了功夫的,我首先表示敬意,其他省有没有歌乐的现象?《贵州卷》是从民族音乐的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我觉得是可以的。”
“参加审稿会的总编辑部主任王民基,编审樊祖荫等教授都肯定了‘歌乐’类的提出,最后总部决定将‘歌乐’纳入《贵州卷》的分类框架中。”
我的文章在最后“结语”处写上了这么一段话:
“关于‘歌乐’,《贵州卷》的副主编胡家勋、王立志、编委王承祖、李继昌、杨昌树、舒宝琴等都积极参与了多次讨论,特别是主编杨方刚、副主编古宗智二位先生更是花费了不少心血,因此可以说,‘歌乐’分类虽由笔者提出,但是这个‘定义’却是贵州民族音乐工作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相信别的专家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都会有许多理论创新,遗憾的是我来不及广泛的了解与统计,在此表示歉意。
五、无私奉献
谌部长在丛书“总序”中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广大民族音乐工作者积极投身于保护和传承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事业中,努力发掘、整理、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音乐。2003年张中笑先生、杨方刚先生积极发起编纂这套丛书,该书得到了省内一批长期致力于贵州民族音乐事业的老专家及广大民族音乐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他们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浩瀚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不受社会浮躁情绪的干扰,不计报酬,默默耕耘,体现了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报效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这是对我省广大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历史功绩的高度赞扬与肯定。
六、同心协力
几十年来,贵州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同心协力,研究贵州各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被全国学术界誉为一个团结、和谐的民族音乐学家群体。
谌部长为《集粹》系列丛书写的“总序”接着写道:“在写作过程中,大家不计私利、虚怀若谷、互相切磋,充分显示了学者们的精诚团结和广阔胸怀。作为贵州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员,在此,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发掘、收集、整理、传承、发展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
七、前瞻思维
1、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正如先贤所说:“它是一条历史的长河”。是长河就会永远流动着,也就是发展进步着,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发展的新动态、新特点、新规律。
2、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目标。
只研究音乐忽视与之共生的民族文化,或只研究文化而忽视音乐的偏向都不值得提倡,我基本赞成美国学者梅里阿姆关于民族音乐和民族融为一体的观点。他说:“民族音乐学是由音乐学方面和民族学方面构成的……”他在《音乐人类学》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我想补充一点:民族音乐学还是对音乐中蕴藏的文化的研究。正如俞人豪先生所说:“梅里阿姆的这种看法首次明确地指出了这门学科的双重性,并且把音乐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在这领域中的重要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还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要理解音乐的结构,而且还要理解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因,由于音乐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就要求研究者把对象置于它所在的人文环境中,从其文化诸因素的联系中弄清楚音乐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
3、民族音乐进课堂,民族音乐教育的问题。
民族音乐教育从教育的角度讲它是要在教育体系中突出‘中国特色’,解决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扬光大的问题;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角度讲,主要是寻求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新渠道’,当然宗旨还是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扬与光大。这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但侧重点却又不尽相同。
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我省还是比较早的。王承祖先生于1984年提交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一届年会的文章就提出了少数民族音乐进课堂,民族音乐研究理论和方法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根据张应华博士考证,这是我国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进课堂的第一篇文章,历史功绩,令人瞩目。1984年榕江县文化馆(主要是张勇先生)就开始了将侗歌引进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实践,引起了极大反响,邻县黎平、从江、以至邻省广西、湖南的侗族地区相继效仿,省、州、县也陆续颁发了相关的文件,推波助澜。在侗族北部方言区天柱县注溪乡的杨万超老师也把北部方言区的侗族民歌精选编成教材,引入学校,同样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贵州的《音乐时空》杂志2011年第6期上刊发、由张泉写的《一条艰辛的文化传承之路——侗歌进课堂26年回顾》,这篇文章曾在2010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宣讲。
1986年在哈尔宾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我与张勇先生联名写的一篇叫《少数民族地区乡土音乐教材的建设》的文章,引起了大会的重视,会后由赵宋光、樊祖荫等专家起草了面向全国的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倡议书,本人亦参加了倡议书的起草。
还有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的杨方刚、杨昌树先生开办的“芦笙班”,1988年杨宗福、吴定帮、张明江先生共同施教的‘侗歌班’,贵州师大、贵州民族学院也先后开设了“贵州民族音乐课”,多选用《贵州少数民族音乐》一书作教材。师大邓光华教授,借用“教育系”的指标招收了实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生,张应华成为了我省第一个实为民族音乐学的硕士研究生。这叫借鸡下蛋。
为了保证民族音乐进课堂能长久的坚持下去,民族音乐工作者们开始了建立长效机制的探索与研究,贵州师大王增刚教授主持了《民族音乐资源进入学校课堂长效机制的探索》课题(课题组成员有张泉、吴培安),并以此为题撰文刊发于《中国音乐》2010年第四期上。
八、寄语后人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截至目前为止,贵州民族音乐工作者对贵州民族音乐,主要是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了上述发掘、探索与研究,这些成果与浩瀚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比较而言,只能说是初步的,局部的。有的年轻人说,贵州的民间音乐的收集与研究,你们前辈都搞得差不多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搞的。
这是一种错觉,且不说那浩如烟海的民间音乐文化宝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就现有成果来看还有许多地区、许多尚未发掘的宝藏在等待着你们去开掘,比如说直到2000年元月才被我们初步调查了解到的侗族“乐班”。它是在我省开展民族音乐调查成果半个世纪后才发现的呀!最近,从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传来喜讯:有一位民族音乐工作者2008年在从江县高增乡发现了侗族的一种吹管乐器——芦笙笛,并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即使老一辈民族音乐学家已涉猎的范围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用新的思维去进行研究。比如,被樊祖荫教授称之为是“被学者研究的最多”的侗族大歌,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四川青年学者杨晓博士于2009年又出版了一本叫《侗族大歌》的专著,相信其中肯定有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所以说,问题在于艰苦的田野工作,扎实的调查研究,要下得去,深入得进去。
第二点,对已收集到、整理出版的资料,虽然也取得了上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你只要认真思考,尚可研究的课题还多如牛毛,关键在于加强研究者的学识积累,你才能去发现问题,给自己提出研究的课题。
第三点,从各种音乐理论杂志上熟悉掌握论文写作的动态,通过此摸清国内、省内的研究走向,从中受到启发,脑中就会涌出研究的课题。
第四点,从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大局着眼,其中一个最重大的工程就是教材建设,与外国音乐教材相比较,就从音乐理论(本体理论)的角度而言,乐理、视唱练耳、和声、调式、旋律、欣赏、乐队写作等课程作为我们对民族音乐进行形态研究的参照,我们任何一个民族音乐的这些方面都可进行专题研究。我讲的研究不光指编教材、而主要是指理论研究,就比如上面提到的“乐班”,我就还来不及写出一篇专题研究的理论文章,关于“歌乐”也尚未进行更为普遍的调查与研究。
我们的思路要打开,作为民族音乐研究者,更主要的是要加强田野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资料有了,经过消化、思辩,课题也就会有了。我在这里引用一段冯光钰先生的讲话供朋友们参考。“对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成果的著述性质,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收获型’,基本上是吸取和综合前人及同辈人的研究成果,按自己的著述框架来统摄各家各派的学术见解;另一类是‘耕耘型’,不能脱离他人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依靠、利用作者本人采风收集和知识积累”。(见《中国音乐》2011年四期16页)。
新世纪伊始,2000年贵大艺术学院就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开设了“民族音乐学”硕士点,培养出了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各艺术院校在音乐本科教育中开设了“贵州民族音乐”课程,我省部分青年学者也纷纷外出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如张应华、孙婕、曾果果、尚建科等,外省的民族音乐学硕士研究生也纷纷落户贵州,我们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研究力量在不断增强。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涌现。例如2006年贵州师范学院的蒋英老师出版了专著《布依族铜鼓文化》,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拼搏奋进。我相信,在研究会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你们的手中,一定会结出对于贵州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更大硕果!
朋友们,努力吧!沉下心来做学问,成果就在你面前。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全省民族音乐学界,对研究会成立二十四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省民族音乐事业的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宣传部文艺处、省文化厅、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化厅社文处、贵州群众文化学会、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及其前身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贵州省音乐家协会、贵州省民委、省民委文教处、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贵州省文化馆(前身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的历届领导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的讲话结束。
谢谢大家!


[]以上引言源自俞人豪《音乐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3月版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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